张健鹏   

    “水门事件”的有关资料中，有两个细节给我很大的触动。

    一是尼克松想了解竞选对手的情况时，欲派人潜入水门饭店，但竟无人可派。联邦调查局也好，中央情报局也好，没有一个专业特工可以担此重任。不是说这个任务本身有多么高的技术难度，而是这是一个违宪的任务。美国的公务人员，没有人会说：我对现任总统负责而不对宪法负责。尼克松曾经试探过有关官员，但终究没有敢派遣专业人员(很大的可能性是派了也不会有人去完成任务，还会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只找到几个非法的墨西哥移民去冒险。这几个人胆大妄为，却没有一点专业知识，结果因其极为笨拙的手法而东窗事发。

    另一个细节让我们普通中国人更不可思议：尼克松想用点现金但竟然一筹莫展。因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往来都是通过银行支票转帐支付，对现金流通的控制极为严格。你想从银行往外提现金，马上就会被注意：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用现金?是否跟黑社会洗钱有关?……等等，会有很多的麻烦。那么，尼克松总不能给几个非法移民开支票吧?先不说这几个移民有没有银行户头，就是有，他们为什么会收到来自白宫的支票?最后的结果是，尼克松的手下好不容易才想办法凑了5000美元的现金，可就是这区区5000美元，在后来的调查中也让人家很轻松地就抓住了一系列的把柄，因为在其严格的金融制度中，任何一点的反常都太引人注目了。

    人类的本性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这恶的一面，也不是说就无恶不作、坏得不可救药，而是自私。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按照利己的原则行事。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制度，就是要限恶扬善，通过文化、道德、舆论监督、法律以及各种制度的设计，把人们的自私限制到利己而不伤人的范围之内，把自我约束力强的人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同时也保证了即使所选非人，在各种制度的约束下，这个人的恶对社会的危害性也会限制到最低程度。精明如尼克松者也有一时糊涂的时候，但除了自毁前程外，对国家和社会造不成多大的危害--各种制度在那摆着呢，你想犯法也不会有多少人跟随你，你能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也太少了，而成本太高了。

    “水门事件”的这两个细节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众对权力腐败行为的不合作；二是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增加了腐败的成本和风险。前者是法制社会形成的文化约束力，后者则是制度设计的威力。这二者任何一个题目的展开，都可做成数十万字的学术专著，本文限于篇幅，仅就经济制度方面做一点展开。

    腐败行为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正当回报以外的私利，这些私利的集中体现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那么，财富的表现方式一般为实物和金钱，作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的贪官们来说，最希望得到的当然是现金，最好再存到瑞士银行，然后自己再想办法移民出去挥霍。

    众所周知，现金的流动最为方便和最不易监控：一个牛皮纸信封，一个破塑料袋，装着一沓沓的现金，就完成了一笔笔肮脏的交易。如果，你大笔提现和大笔存现都受到盘查和监控，你会给贪官们开支票吗?他会到房产局登记一幢幢别墅吗?他会在家里存一麻袋金表金项链吗?……

    在一个金融等经济制度完善的国家里，经济犯罪的成本和风险都很高，洗钱的成本也很高，经常收取现金的洗衣店、洗车行等生意都是有关部门严密注意的对象。同时，一个官员想对自己的财产保密都不可能，想逃税也很困难，因为你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银行有案可查，你所能取到的现金可以付小费，可以给孩子买玩具，但要想去干点违法的事，很难。

    反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命题，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系统。沉淀到国民骨子里的文化理念和法制观念，舆论监督和司法打击，精妙的经济制度设计等等，缺一不可。

      (据《科学投资》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