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   

    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

    一个历史悠久、党员众多和掌握国家全部权力的大党，竟然顷刻瓦解，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人意料。苏联解体，最大的赢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里彼此同志相称的人。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占74％，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人们说，今天的“新贵”其实都是“旧贵”。究竟原因何在?

    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导致前苏联剧变的，有一个当时被忽略的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因此，尽管点燃剧变导火索的是反共分子，但正中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权贵们的下怀，自然一呼百应，顺水推舟，纷纷重新站队。因为他们明白，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当官，还能更快发财。所以，需要对前苏联剧变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者说撇开某些个人的角色差别而从社会历史的大视角看，前苏联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是社会制度的不断部分蜕变，累积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

    如今，一切已更加清楚，很大一部分前苏联党政官员，确实是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面目变了。官员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变成了个人发财的资本，厂长经理则公开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上从权贵阶层走向资产阶级的直通车。

    尽管在苏共各级领导层中不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主张改朝换代者已占了上风。发生剧变前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以掌握高层权力的若干党政要员为对象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大约 9.6％的人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这足以说明前苏联剧变的原动力，或者说苏共的掘墓人来自哪里。这种“文明与宽容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从党内特别是高层开始的使腐败合法化的“革命”。

    祸起于萧墙之内

    那么多领导干部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并在剧变中像脱掉一件旧衣服一样抛弃了自己的党，不能不说是苏共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制度的重大失败。

    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了上下级关系的畸变。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反映在干部制度上便是自上而下的单一委任制。虽然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流于形式。干部职务变动，与本人是否受群众拥戴无关，甚至不取决于党的领导集体的评价，多是根据上级主要领导者的个人好恶。

    由于选拔者往往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一些干部便把同主要领导人建立特殊关系作为获得晋升的手段，上下级关系向人身依附关系演变。领导人为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有意把群众威信高能力强的干部长期“冷冻”起来，而去选拔二三流人才。人事关系的失常，使政治领袖们的缺点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层层放大。他们听不到群众的呼声，决策违背群众利益，威信逐渐丧失。

    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形成沉闷的政治氛围，使不少领导干部执行上级指示时，谨小慎微，怕负责任，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照搬照套。

    金字塔形的结构强化了官本位倾向，一方面领导干部长期“近亲繁殖”，导致因缺乏社会实践、脱离群众而素质退化。另一方面，庞大的干部队伍官气、暮气十足，剧变中很容易随波逐流。

    党内干群关系疏远削弱党的战斗力

    密切联系群众有两层含义，一是联系党外广大人民，二是联系党内普通党员。苏共的瓦解恰恰是从党内干群关系开始的。党员的义务被反复强调，党员的权利却实际上被忽略。包括党的基层领导的任免，也由上面决定，并不征求普通党员的意见。直接联系着群众的普通党员缺乏表达意见的渠道，起不到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党的领导人和党员群众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权贵者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因此，当真正需要人出来保卫党、保卫国家政权时，这个党的1500多万党员，大多数和非党群众一样冷漠。在经历了太多的疑惑、震动、不幸、不平和愤怒后，党员对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形势，已变得麻木了。

            (选自《改革内参》2003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