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群 

　　商人想发财，天经地义；官员想发财，那就如同灾难。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各尽其责，各得其所。

　　如今，相当多的“人民公仆”也变着法子捞钱。所以近年又“火”了一种“隐形权力”--官员下海后的潜留权力。此“隐权”危害极大，应全力遏制。

　　百万年薪求购“土地爷”

　　调查显示，下海土地官员成为开发商竞相追逐的目标，有商家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外地开发商寸步难行，而本地开发商却可呼风唤雨，奥秘就在于织出了庞大的“土地关系网”。只要攀上“土地爷”，就能搞到他人搞不到的项目。比起“土地爷”的巨额商机，区区百万何足挂齿！

　　有观点认为，官员下海，已经“辞官”了嘛，有何不可？不错，如果官员下海后从事的行当与“原公权”无关，自然无有不可。但把“原公权”潜入海里，变成一种“隐形权力”，那就不仅是“不可”，而且“不妙”了。事实证明，“土地爷”恰恰是这种“隐形权力”的典型。

　　“隐权”之害甚于“明权”

　　古今中外的吏制反复证明，一旦形成“权钱勾结”、“官商一体”，任何政权都会受到极大威胁，甚至导致改朝换代。但这仅仅指的是“明权”，即官员在位的情况。在“现代化”时代，又出现了一种“隐权”：即官员下海后的“同僚情”、“关系情”、“官场情”（掌握公权时的各种资源情况）都要延续很长时间，只要“同僚”尚在，就可以“明暗结合”。

　　这种“隐权”之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了“非官捞钱”的“合法”外衣；二是对“明权”的腐蚀性比商家更大，因可省去商家许多“拉拢程序”；三是对“公权”的破坏力更强，成为“先官后财”或“既官且财”的诱饵或样板，进一步动摇“官心”，强化官员的“贪心”。

　　如何遏制“现代隐权”，是当今任何社会吏制的要害。香港《大公报》评论指出，权力都应该有有效期：退休或下海后，必须遵从回避制度，与原先的权力彻底脱钩。

　　土地市场乱象，实则一出公权出轨、权商勾结的权力迷局。笔者以为，一个“迷”字，道出“隐权”的暗中机关。特别是“土地爷”的“隐权”，尤其令人痛切关注。土地乃天下所有，社稷最大财富，怎地就成了“隐权”的捞钱资源？

　　中国吏制又一大难题

　　2007年4月17日，《时代人物周报》发表“中国官员下海现象20年回顾”文章指出：1980年代中期，官员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步伐加快，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民营企业政治地位的提高，官员下海潮再次掀起。

　　弹指20年间，下海的官员数量日渐庞大，调查显示，这些官员下海有其鲜明特点：第一，多流向民营企业和自主创业，其中流向民营企业的占5成以上；其二，年龄多在35岁到55岁之间；其三，党政工作部门领导成员占6成；其四，大多提前退休辞职。官员下海，波涛汹涌，“明权”腐败已是难题，“隐权”火爆是中国吏制又一大难题。

　　有观点认为，官员下海现象是时代拐点，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时代人物周报》文章认为，及至1999年，政府机构全面改革，市县乡政府部门精简人数不下280万。《权变》--关注官员下海现象一书指出，这影响到官员下海进程。另外，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类似法规制度，为官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笔者以为，“精简机构”与“隐形权力”是既相关又相异的两个概念。精简机构是必要的，但精简下来的“官”不能允许滥用“隐形权力”。我国有了“下海的制度保障”，但“控制隐形权力”的制度却是空白。

　　在国外，官员退休或离职进入盈利事业，或反向流入政界，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为防止走过旋转门时携带权力资源，许多国家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美国1998年出台《从政道德法》规定，前政府官员不得就原职有关问题对老同事进行游说，限期分别为1年、5年乃至终身。

　　令人可期的是，据透露，今年中组部拟集中出台6项有关“吏制”的改革措施。其中，对“官员下海”将有新规范。

　　笔者以为，对于限制“隐形权力”就像遏制腐败一样，制度虽然不万能，但总比没有强。

　　（据5月9日香港《大公报》，转载自《台港澳报刊参阅》200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