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先生在2007年12期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发表文章说，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严重束缚着改革。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

    “传统理论”，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我们，包括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都是在封建传统沉重、很不发达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脱胎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其初级阶段，公有化等制度本不必那么“高”，那么“纯”。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有制基本是公有的，运行机制是指令性计划的，领导体制则是高度集权的。这种状况，加之弥漫在社会上的“封建思想”，它们胶合在一起，互助、互动起来。不受制约的封建主义残余性质的东西，冠以社会主义名号，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自然就疯长起来了。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上尊下卑、官贵民贱，能领略到的我们几乎都领略到了。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理论”，肯定的，只能是超前的所有制关系、僵化的经济运行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这个“传统理论”，既表现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又体现在“习俗形态”上。问题的严重性是，“习俗形态”对理论形态的作用，常常是反向的，即使理论无误，也会被误读，被歪嘴和尚“念歪”的。

    解放思想，冲破禁区，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有了市场经济的“主角”地位，有了今日的辉煌与瞩目。取得这业绩，不仅有反“左”，有对“传统理论”的清肃与摆脱之功，而且有“反封”，有对“封建思想”直接、间接的清肃与摆脱之功。这次实践，宣示给人们的，是一个不太被人关注却又极其重要的结论：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与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必须结合起来；没有后一个“摆脱”不行，两个“摆脱”各说各话也不行。

    我们现在的问题，绝非是单纯的“传统理论”束缚问题。譬如，让毛泽东走下神坛，并不意味着“封建思想”已经消逝——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少了、不大见了，但对官员个人专权及特权的无奈与认可，却总是能从唯命是从的下属“奴相”行为中，极其明显地感觉出来。如果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主要是认识问题，那么，当今一些干部的个人集权及特权，可就是“私”字当头的品质问题，是导致腐败的一大根源了。“三公”消费，即随意挥霍的“中国式腐败”，不必说了，值得说说的，是渐成风气的裙带关系、卖官鬻爵、权钱交易等更具“封建”特征的官场行为。改革早期、中期的“批条子”、“倒卖批文”，很是让一些未从政的官宦子弟发了财。渐渐地，终于演化成了今日“权贵经济”、“特权利益集团”的中坚。再如，“封建思想”广泛的自发作用，也很可怕。那个追着向县长要助学金，只是做法不很得体的陕西绥德县职中校长高勇，被县教育部门停了职不说，竟然还被县公安部门以妨碍公务罪拘留——甭管是县长授意，还是自己的主动作为，这些皆属“护主”心切的下属表现“忠心”的本能反应。普法，是为了“智民”，但有的基层干部却老大的不情愿，说是越普法，老百姓越“不好管”。专权及特权，加上随处可见的“封建”幽魂，便激活了一切“潜规则”，形成了罕见的“体制性迟钝”：唯上、拖沓，一切看上司的眼色行事，绝不越雷池一步——黑砖窑案的瞒报和查处、七台河矿难惩处的步履维艰，包括“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无一不是这“体制性迟钝”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意味着民众会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但更多民主权利的获得，与个人专权和“护主”心切的现状，必有矛盾。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意味着民众会有更多的公平保障。但公平保障的得到，与特权者和其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更有冲突。这矛盾和冲突，无疑是不小的阻力（当然不是阻力的全部）。想当初，他们是打着改革反僵化旗号，利用老子的专权及特权浑水摸鱼发迹的。现在，他们也一定还会打着改革反僵化大旗、叫嚷着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来遮掩自己的丑陋，来维护既得利益继续大搅浑水的。很显然，阻力的一大源头，就来自我们的“内部”，来自靠封建传统的负面“惯性”发达起来的某些“特权利益集团”。看到这些，直面这些，我们就不能畏首畏尾再搞“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一套了。

    社会主义脱胎的背景，“传统理论”与“封建思想”的密切关系，冲破禁区摆脱“传统理论”与“封建思想”的经验，“封建思想”的束缚给官场带来的腐败及影响改革深化的严重状况，都一再说明着这样一个道理：要彻底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即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就要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即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束缚），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据《杂文月刊》3月上，转载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8年第11期）